论保险法中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
2019/5/14 8:31:53 点击率[9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民商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16条规定了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履行方式、保险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事由及法律后果、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不可抗辩条款等。与2002年《保险法》相比,2009年《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更加系统、完整,但因具体立法规定的局限及其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保险争议却并未消除,实践和理论中的许多争议都必须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来解决,尤其在投保人告知事项范围、告知义务主体、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存在诸多遗漏,有待完善。
    【中文关键字】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司法认定标准
    【全文】

      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16条规定了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履行方式、保险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事由及法律后果、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不可抗辩条款等。与2002年《保险法》相比,2009年《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更加系统、完整,但因具体立法规定的局限及其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保险争议却并未消除,实践和理论中的许多争议都必须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来解决,尤其在投保人告知事项范围、告知义务主体、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存在诸多遗漏,有待完善。
     
      一、如实告知义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通常要求投保人履行告知的义务,原因是我国保险立法采用的是询问告知主义,投保人负有限的告知义务。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6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可以理解为在保险人以书面方式和口头方式提出询问时,投保人都应当对询问事项如实告知。
     
      有法院认为,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在保险公司提出询问的情况下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意义在于,便于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进而做出承保或者不承保的决定。与之相似,在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诉李守堂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大多要求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但是也有法院在判决中提及被保险人应履行告知义务。例如,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诉李文玉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人保河南公司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已就有关情况提出询问,因此,其所称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不足。甚至有法院以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判决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偿。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而言,虽然多数法院将其界定为投保人,但也有一些法院认为被保险人也应履行告知义务,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院裁判的不统一。
     
      二、如实告知义务在我国的法理基础
     
      在保险法律关系中,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是实现双方契约关系的合同对价,也是构成商业保险合理运营的基础和前提。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如果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管其表现形式是故意陈述虚假事实,还是消极隐瞒真实情况,在性质上均可认定为民法上的欺诈。保险公司一般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对足以影响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如实告知保险人,如不实告知或未为告知,投保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投保人则认为:自己对保险人书面提出的询问事项已作如实填写,对未经询问的事项可推定为非重要事实不负告知义务,而对是否影响保险人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应知事实”出于个人对事实的理解和把握难以作出与保险人认定“重要事实”的同样判断,故不应承担履行告知义务不当之责。
     
      从保险实务研究来看,投保人告知义务之“真实”与“充分”是法律对义务主体提出的当然要求,但因当事人无法从法律和法理争讼中寻求到确定规则,一旦发生纠纷,保险双方往往会因在如实告知界分、告知程度上存有分歧而导致主观上对“重要事实”的不确定认识。我国保险法和司法规范对告知义务履行缺乏具体操作规定,加之《保险法》和《海商法》对此类问题的范畴界定和解释规定相异,不仅造成司法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适用法律条文的不同,也因不能衡平保险利益关系而无法从实践中总结出解决此类纠纷的裁判标准,而厘清此核心要素和规则,则是消弭此间法权冲突,衡平保险双方利益的归结所在。
     
      从我国保险立法架构合理性来看,《保险法》因投保人可以不知或未为可知为由对保险人先行主张抗辩,此告知范围瑕疵凸显了立法制度的缺陷;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规则立法标准来看,《海商法》缺乏对重要事实进行实体界定的操作规范。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保险法律体系下,实务中能否建立并适用统一的告知制度,应是保险立法规范对两大原则兼容并蓄的过程。在保险实务中,如依《海商法》规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是否如实告知没有询问义务,但却要求其对“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由此以来,被保险人告知时要自己判断何谓“重要情况”、哪些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并要承担对重要事实的认定过失和应知悉而未加谨慎注意过失的责任风险,这种判断义务和责任分配方式明显有失公允。如依《保险法》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以“询问告知”为限,却必然产生能否合理界分如实和非如实告知的困惑,尤其对告知范围难以作出区分。因此,必须从学理上对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及其保险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予以明确界定,最终确立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
     
      三、综合考量下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
     
      结合相关理论学说并从主客观等多方面综合判断,进而得出告知义务履行的法律责任和司法认定标准。
     
      首先,确立以维护保险法律关系稳定性为原则,保险人更多地担负相关承保标的调查义务及危险估测判断责任,突破法理规则和司法条文的僵硬束缚,将对投保人的理性支持建立在强势保险人更多地承担法外责任的内容上来,这更是体现社会正义之法律价值要求在立法中强化对弱者利益的保护,以平衡现实司法纠纷裁决中法条适用的矛盾。
     
      其次,从告知义务本质属性来看,如实告知就是义务人为保险人提供承保危险的判定依据,相关义务人要出于最大善意提供有关危险事实资料,告知者据此危险评测所缴保险费应与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形成对价,而对价平衡原则下的权义内容则是衡平保险合同双方关系、体现保险价值的确定性标准。
     
      再次,要综合考察告知权利义务的法律内容,纠正因我国保险立法相异而形成的告知规则的差异,并确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的认定标准,在实际争讼中减除加重义务人负担的无限告知规则的适用。对重要事实的判定应体现客观衡量标准,排除被保险人主观臆断和具体保险人认识因素,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此情况下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来确定告知事项的重要程度,以此确立裁判标准可提升法律事实的客观公正性。
     
      最后,法官在纠纷裁断时,对告知事实重要性的确定上应坚持“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主观标准,强调义务人应尽到通常保险业务中应有的谨慎,告知人对这种“应然性”事实标准存有异议时,应由保险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以达到双方权义分配的均衡。
     
      总之,要想科学适用如实告知义务,合理行使司法裁量权,必须充分理解保险商事活动的客观现状、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在此基础上理解和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合理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基于风险分散原理和大数法则,这实际上也是合理平衡某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其他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利益的必然要求),才能从司法角度构建合理和谐的保险秩序。

    【作者简介】
    刘沁 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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