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庭审主义”之辩护模式
2019/4/15 15:53:28 点击率[1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中国法学杂志社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在中国的刑事辩护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这种辩护模式,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辩护律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文关键字】刑事辩护;辩护模式;“唯庭审主义”
    【全文】

      在中国的刑事辩护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这种辩护模式,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辩护律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形成与审前辩护空间的局限、认识偏差的普遍性、技能欠缺的突出性等有着紧密的关系,并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尤其是辩护效果不佳,律师正确的意见得不到法庭采纳,被追诉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也无法使侦查错误及时获得纠正。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空间。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相关司法改革目前也在深入推进,审前辩护的重要性无疑愈发显著。目前律师界基于对“唯庭审主义”之辩护模式的反思,已逐渐重视“辩护前移”工作。但是,要从根本上突破“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困境。要为审前辩护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让中国律师逐渐走出“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至少还应从检察机关的审前定位和办案方式改革、律师权利的增设与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管和值班律师的走向三个方面完善中国刑事辩护制度乃至司法制度。
     
      一、“唯庭审主义”之特征
     
      (一)辩护意见的时序特定
     
      无论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对中国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这些修改对于保障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进而对保障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的有效参与,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的实现而言,上述修改只是其中一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关键要看,律师能否认识到审前辩护的重要性,能否通过积极运用各种诉讼权利尤其是沟通协商的技巧,以说服审前程序中作为决策者的检警机关。但遗憾的是,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较少有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辩护意见,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的律师参与也明显不足。由此,辩护意见在刑事司法进程中的公开时序,也就具有了某种特定性,即集中于庭审环节。
     
      (二)控辩合意的难于达成
     
      有研究已经指出,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被采纳难,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刑事辩护中的一大突出问题。虽然公、检、法三机关都可以作为律师意见的采纳主体,但是相对于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而言,要让作为追诉者的检警机关采纳律师意见显然更为困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的推进,为中国辩护制度的实质性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如果控辩双方能够就量刑方案达成共识,律师意见实际就可成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一部分。这样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法院的量刑裁量权,并确保被告人真正得到“优惠”。
     
      (三)庭审辩护的卷宗依赖
     
      “唯法庭主义”的辩护模式尤其表现在,律师仅把法庭审理环节当成辩护的主场域,甚至唯一场域,并把当庭发表辩护意见或宣读辩护词,作为法庭辩护的高潮。而且,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或宣读的辩护词,通常是根据控方的卷宗材料事先撰写的。刑事辩护的“表演化”往往不可避免。很多律师之所以连量刑证据也未向法庭提交,不是调查不能,而是重视不够。实际上,就量刑情节特别是酌定量刑情节而言,诸如被害人存在过错、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属于初犯、偶犯或激情犯、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都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间。
     
      二、“唯庭审主义”之成因
     
      (一)审前空间的局限性
     
      尽管立法上已赋予律师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辩护人地位,但辩护空间的大小却受制于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说,如果只是赋予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以辩护人地位,却不能相应构建中立的裁判者参与、控辩双方平等交涉的司法格局,辩护活动一旦受到追诉机构的阻挠和限制,就势必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如果说律师的法定诉讼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那些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更无法行使了。
     
      (二)认识偏差的普遍性
     
      作为从刑事诉讼启动到法院审理前的程序,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无疑居于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强调律师在刑事审前程序的尽早介入,特别是在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程序中充分行使辩护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即可以对批准逮捕的决定施加有效影响,使其更有可能作出取保候审的有利决定。然而遗憾的是,不少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大都认识到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的重要性,但对审前辩护的重要性却认识不够。
     
      (三)技能缺失的突出性
     
      应该承认,不少律师在介入到刑事审前程序后,也希望能够充分发挥辩护人作用,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促使检警机关作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决定。但是,由于相关专业训练存在不足,以及对审前辩护技能的生疏,致使很多律师根本不擅长与检警机关进行沟通、协商、交涉,更谈不上说服其接受自己的观点了。特别是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背景下,更需要律师具备与检警机关就相关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对话、协商、谈判、交涉等沟通技能。
     
      三、“唯庭审主义”之反思
     
      (一)辩护意见得不到应有的采纳
     
      “唯庭审主义”的首要弊端是:辩护效果不佳,且辩护意见得不到应有采纳。要实现有效辩护,特别是实现有效果的辩护,律师不能仅仅将法庭作为辩护的场域。如果说,在那些被告人不认罪因而需要进行庭审实质化审判的案件中,律师将庭审作为辩护的重要节点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在那些并非进行实质化审理的案件中,律师再将庭审作为辩护的重要场域,甚至唯一场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实际上,对于这些被追诉人已然认罪认罚的案件,如果辩护律师不能通过庭外尤其是庭前的专业交涉,“生成”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即使辩护词雕琢得再精美,法庭上讲得再精彩,怕也难以实现有效果的辩护。
     
      (二)被追诉人的利益难以保障
     
      “唯庭审主义”的第二个弊端,是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从刑事司法的实践来看,最容易发生侵犯被追诉人权利的场域就是刑事审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作为被追诉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辩护权的行使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追诉权,防止其滥用或异化,从而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但被追诉人能否在审前程序中获得有效、充分的律师辩护,取决于诸多因素,辩护权利外延的扩大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特别是在“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下,审前辩护的效果就很难理想,被追诉人的利益可能也将无法得到保障。
     
      (三)侦查错误无法得到及时纠正
     
      “唯庭审主义”的第三个弊端是,由于辩护律师在刑事审前程序的作用得不到发挥,无法适时激活追诉机构的纠错功能,致使侦查错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为了遏制非法侦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确保侦查的客观全面,以准确查明犯罪事实,防止刑事误判的发生,必须强化辩护制度,让律师在刑事侦查程序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提升被追诉人的诉讼地位,并激活追诉机构的纠错功能。但在律师的辩护实践中,由于受“唯庭审主义”辩护模式的影响,不少律师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对审前辩护——尤其是侦查阶段的辩护——重视不够等问题,导致侦查阶段的辩护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效果,也很难发挥辩护制度的挑错、纠错的功能。
     
      四、“唯庭审主义”之突破
     
      (一)检察机关的审前定位及办案方式改革
     
      走出“唯庭审主义”的第一个关键点,是检察机关审前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办案方式的“诉讼化”改革。检察机关审前主导地位的确立,必然对检察权的运行方式改革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诉讼化”改造,要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尤其需要认真反思当前检察权能在运行方式上的弊端,找准适宜进行“诉讼化”改造的检察权能,尽量塑造成一种公开、透明的对质式模式。这种新的审查模式,无论是对侦查质量的把关,还是对审前辩护的保障,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律师权利的增设与保障
     
      走出“唯庭审主义”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律师权利版图的扩大与保障。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完成之后,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得到了加强。但是,上述权利版图尚不足以支撑审前程序的有效辩护。当然,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的辩护权利问题,不仅涉及到律师权利版图的扩大,更涉及到已有权利的救济,以使那些法定权利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应对辩护律师的检察救济权予以完善。尤其是对控告申诉的检察处理结果不服的,应赋予辩护律师有向更高一级检察机关复议的权利。
     
      (三)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管及值班律师的定位
     
      走出“唯庭审主义”的第三个关键点,是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管及值班律师的定位。没有理想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指望法律援助律师走出“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显然不现实。只有建构起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才可促使援助律师恪守职业伦理,尽职尽责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无法满足服务质量最低要求的援助律师,亦得按规则行使不同层级的惩戒,直至将其彻底排除出法律援助领域。而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组成部分,值班律师的未来定位,是建构理想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关键点。未来应考虑赋予值班律师以“准辩护人”的身份,或者让值班律师走向完全“辩护人化”,以实现值班律师的有效帮助。
     
      结 语
     
      有效辩护的理念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重要动力。虽然律师界未必同意将“有效辩护”确立为刑事辩护的基本原则,但是“辩护前移”的理念已在不少辩护律师心中扎下了根。这一新的辩护理念的形成,与中国近期正在推进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以及对这种“唯法庭主义”的反思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已为当前的刑事辩护业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显然,要走出“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律师辩护不仅不能“唯庭审主义”,还应当树立“全方位主义”,即刑事辩护不仅可以进行“前移”,还可以向庭外、庭后进行全方位的延伸。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律师的辩护,一切应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中心。虽然在辩护策略的选择上,律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应与被追诉人进行充分沟通,并尽可能尊重其自由意志。如果律师们仍然抱守着所谓的“独立辩护观”,完全不受被追诉人意志的约束,不仅会损害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也不利于被追诉人获得有效的法律服务。最终,是否走出“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

    【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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