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文化冲突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变革七十年
2019/4/14 16:20:50 点击率[1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民事诉讼法
    【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17年
    【中文摘要】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民事诉讼法制历经多次重大变革而渐趋完善,其间逐渐汇聚形成三种诉讼文化思潮即传承党领导下形成的人民政法传统、传承中国古代诉讼文化和借鉴西方诉讼文化,它们彼此冲突、不断整合。诉讼文化冲突是诉讼制度的变革的思想动力,对人民政法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是其中的思想红线。人民政法传统在与其他诉讼文化思潮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革命型”政法文化、“法制型”政法文化和“法治型”政法文化三种形态。明晰“政法传统”的本来意蕴和演化形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多元诉讼文化思潮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事诉讼法制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
    【中文关键字】诉讼文化冲突;革命型政法文化;法制型政法文化;法治型政法文化;诉讼制度变革
    【全文】

      自1949年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在七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司法政策主导阶段(1949-1981),核心成就是凝练形成了“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审判方针;第二阶段为民事诉讼法制化的初步探索阶段(1982-1990),核心成就是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行;第三阶段为民事诉讼法制的转型发展阶段(1991-),起点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颁行,历经2007、2012、2017年的三次修订,至今仍在适用。值此七十周年之际,从诉讼文化思潮与诉讼制度变革的互动关系进行检讨十分必要。正如文化学家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七十年来,民事诉讼制度变革背后的文化动力是什么?形成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诉讼文化思潮?它们与诉讼制度变革是如何互动的?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澄清这些问题,对于把握民事诉讼法制发展变革的走势十分重要。

      一、诉讼文化冲突与诉讼制度变革的互动关系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诉讼文化是形而上的“道”,诉讼制度则是形而下的“器”,“道”“器”互动、相辅相成,隐喻了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诉讼文化,是人们对各种诉讼现象(如诉讼制度、诉讼组织、诉讼设施、诉讼活动等)所持的诉讼心理、思想和价值观。换言之,诉讼文化是一种人的观念形态,它寓寄于社会主体、外化为人的行为方式、物化为诉讼设施场所、型构为诉讼规范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某种诉讼文化观念为社会上众多的人所赞同、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就会形成诉讼文化思潮。如果从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授命起草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时起算,中国近代以来诉讼法典化运动已有110余年的历史,期间汇聚形成了三种典型的诉讼文化思潮,即传承中国古代诉讼文化、传承党领导下形成的政法传统和借鉴西方诉讼文化,它们彼此冲突、不断整合。

      历史经验表明,多元诉讼文化之间的冲突往往是诉讼制度变革的前奏和思想动力。例如,晚清时期积贫积弱,在“西法东渐”思潮影响下清政府遂决定变法图强,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受命向清政府提交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之后引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礼法之争”,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倡导“尽学西法”,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则呼吁“勿碍礼教”。这场论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承古代诉讼文化与移植西方诉讼文化两种思潮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结果“礼教派”占了上风,“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被迫搁置,变法失败。又如,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元旦文告》,将“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作为国共和谈条件;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则主张应与国民党的旧法统彻底决裂,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1952-1953),以彻底清除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

      1949年之后,党领导下形成的人民政法传统成为中国最具权威性和话语权的诉讼文化思潮,并成为诉讼制度构建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人民政法传统,是指在法律和司法活动中强调以共产党社会治理目标为核心并为其服务的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的实践逻辑。政法传统是在党领导下形成的,属于诉讼文化中的历史积淀部分,它深深植根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乡土民情,并受前苏联社会主义法文化的影响。正如1959年董必武同志所总结的,“我们党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人民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济工作、文教工作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逐步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结合生产劳动、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领导下形成的政法传统有什么样的演化形态?它与中国古代诉讼文化、西方诉讼文化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它们对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哪些影响?

      二、“革命型”政法文化与新中国早期民事司法政策的塑造

      (一)新中国早期的民事司法政策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虽然这一宪法性文件提出了“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立法任务,但结果仅仅是在司法机关组织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间也进行了系统的诉讼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尝试,但受制于当时的形势,均无果而终。这就导致,从1949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制建设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粗放型的民事司法政策层面。

      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遂成为人民司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其指出,“国民党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在法院审判实践中,形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政法传统、特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凝练新型民事司法政策的思想和经验来源。“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指马锡五同志自1943年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在审判实践中摸索出的以“审判和调解相结合”为其典型特点的审判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思想为基础,结合政法传统的群众路线、司法为民等其他因素,最高人民法院1963年确定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十二字方针,1964年又将其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

      (二)“革命型”政法文化及其对早期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影响

      1949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民事诉讼法制建设迟滞,与当时对“政法传统”的诠释不无关系。当时广为流行的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十分浓厚的“革命型”政法文化,其直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经验,并深受苏联革命法文化的影响。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就进行了司法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基调即“全方位仿效苏联”。如,当时司法机关被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压迫敌对阶级的武器”,“一切裁判机关的工作,应当向着镇压反革命的方向,以镇压反革命为裁判机关的主要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也旗帜鲜明地将“承受过去苏维埃政权时代司法制度的革命传统”作为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由于边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文盲率高达 93-95%,老百姓耻讼、厌讼,在诸多方面延续着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这种状态与苏联法文化中的革命性、人民民主因素具有很大的融洽性,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人民政法传统的形成进行了经验积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创办法学教育机构、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派留学生赴苏留学等方式,对苏联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和模仿。经过在实践消化吸收,一种带有浓郁革命色彩的政法文化最终定型。

      “革命型”政法文化具有如下特质,对新中国早期的诉讼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强调法的政治从属性和司法的工具性,滋生了法律虚无主义倾向。其一,否定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形成了主要靠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来治理社会的革命政法理念。这种思想的源头在前苏联,苏联法学家认为,法律的核心是“党的指示”,“革命法制对我们来说,百分之九十九是政治任务。”由于面临相似的政治形势,新中国早期几乎全盘接受了这种思想,形成了一种“阶级本位的政策法”理念,“以(党的)政策为最高行为准则,以法律为次要的行为准则”。其二,形成了依靠群众运动治理社会的策略,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派”一度宣称,“法律的存在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也照样能够有效地运作。革命的合理性远远高于法律的合法性。”这种革命政法逻辑,最终滑向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深渊,酿成了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诉讼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惨剧。

      其次,强调法和司法的阶级性,在司法中着力贯彻群众路线。这种思想的源头也在前苏联,苏联法学家库尔斯基认为,“废除资产阶级法的一切规范,对于城市与农村的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是司法的唯一保障”,应当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念、革命的法律意识、革命行动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取而代之。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后制定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废除全部旧法和旧司法机关的“关于法院的第一号法令”。在这方面,我国的做法也如出一辙,除了在1949年2月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外,还在1952-1953年间发动了一场以批判“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为主调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废旧立新的过程中,法律的人民性观点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群众路线”被视为党领导下的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成为“人民司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贯彻群众路线”被总结为人民政法工作的优良传统。“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司法人员办案不拘形式,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对诉讼立法的需求不大,形式理性、法治主义、既判力理论等被看作西方资产阶级法文化而被严加批判,在早期的司法政策中难觅踪影。

      最后,强调司法的哲学属性,机械套用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一方面,在诉讼证据领域,将我国的证据制度命名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配套建立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理论。这种理解,很容易滑向片面追求实质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忽视诉讼规律的认识误区。另一方面,在诉讼程序机制上,倡导生效裁判无限救济理念。正如1952年彭真同志强调的那样,“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发现冤案、错案就纠正。”纠正的途径可以是再审程序,也可以是信访途径,“在来信、来访中,当事人不服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是法院发现错判案件的送上门来的材料。”对于既判力等现代诉讼法理,革命政法文化是持排斥态度的,“‘一案不再理’、‘官无悔判’早被当作一种反动的司法作风将其扫地出门。”在极为重视革命哲学理念、排斥现代诉讼法理的文化氛围下,对诉讼规范建设和约束性程序制度的需求是极低的。

      总的来看,革命型政法文化是一种一元的、排他性的文化,对其他诉讼文化具有强烈的抵制性。由于缺乏宽容的学术环境,当时对一些符合法治和司法规律的学术观点往往上升到政治高度予以批判,如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成是“包庇和纵容反革命罪犯”,把法院在诉讼中“处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说成是“超阶级、超政治、实质上是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把坚持“独立审判”宪法原则批判为“向党闹独立”、“反对党的领导”。由于缺乏多元诉讼文化思潮的合理争鸣,导致革命政法文化失去了理论纠偏的机会,诉讼法制建设也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三、“法制型”政法文化的确立与民事诉讼法制化的初步探索

      (一)“法制型”政法文化的确立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施政纲领。与此同时,原来的“革命型”政法文化逐渐向“法制型”政法文化转向。“法制型”政法文化与“革命型”政法文化的最大区别,是逐渐淡化政法传统中的革命性、阶级性色彩,高度重视以法制建设来保障人民民主和改革开放事业,但同时又保留了政法传统的某些传统要素。

      “法制型”政法文化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政治形势变化而确立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密切关联起来,将法律作为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防线。1978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此,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82年又制定了新《宪法》,对司法机关组织建设和民事审判、检察工作提供了宪法性依据。二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从重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转为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要求尽快加强民事诉讼法立法工作。在这种形势下,197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了“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后于1982年3月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共五编23章205条,自1982年10月1日实施。198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共82条。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使得法院的民事审判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根本性转变。

      (二)“法制型”政法文化对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影响

      “法制型”政法文化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最大的贡献在于重视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运行机制的完善,更加重视通过立法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利,但在诉讼文化发展层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突出地表现在:

      首先,实现政法传统的法制化,是《民事诉讼法(试行)》承载的根本历史使命。政法传统在早期主要体现在党的纲领、政策、审判方针之中,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是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其进行固化,在立法起草过程中“完全继承了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我国人民司法经验的总结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继承和发扬了司法中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民事诉讼立法的出发点。” 立法规定的“着重调解”原则(第6条)、巡回审理和就地办案的方式(第7条)、人民调解与司法的衔接(第14条)等,都是司法中群众路线的体现。二是传承了审判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传统。当时政法权威人士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民事纠纷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希望在人民内部不发生纠纷或少发生纠纷。希望人民少‘打宫司',最好是不‘打官司' 。……既不能做到‘无讼',就必须做到‘便讼',以免人民群众因进行诉讼而误时失事,加重经济负担,耽误生产和工作。”这种认识,是司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施政纲领服务的最好注释。三是传承了实事求是的政法传统。为此,立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第56条);坚持有错必纠的立法理念,设置了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还要求各级法院都要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等。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概括到,“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审理民事案件,要实事求是地查明争议事实的本来面目,要看实质,而不只是看形式,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最本质的一个特点。”

      其次,由于历史的惯性,阶级性的观点在诉讼理论和立法起草中有一定的延续。例如,对《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立法目的和任务,当时学者是这么阐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是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的人民法院则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保障四化建设顺利进行服务。”从立法技术看,诉讼立法遵循“简而不漏”的原则编撰,《民事诉讼法(试行)》只有205条,与大陆法系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条文数量要少得多;立法语言也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以便于广大群众看懂和掌握。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审判制度、审判程序上,是便利人民,还是刁难人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诉讼制度的根本区别之一”;“剥削阶级国家的诉讼程序往往是追求形式上的‘完备',程序上的繁琐,手续上的严苛……我们的法院和诉讼制度、程序,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从基本原则看,阶级性也有所体现,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原则,是根据列宁关于扩大国家干预民事关系的指示建立的,是由我们国家和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事人处分的权力是绝对的,没有限制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处分原则正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

      最后,多元诉讼文化思潮争鸣的局面未能真正形成,过去的实践经验成为立法的主要参考。在仍然强调法和司法阶级性的政法文化氛围下,对中国古代诉讼文化和西方诉讼文化往往持批判立场,难有实质性借鉴。即便有借鉴,也主要局限于技术性的规范和制度。另外,鉴于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对苏联法律理论和立法的最新发展也谈不上借鉴。老一辈法学家、政治学家张友渔曾指出,“一切法律的制定,都要根据需要与可能,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允许先有一个从外国抄来的框框。”这也道出了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起草的基本指导思想,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由于理论匮乏和思维惯性,试行法中保留了较强的阶级性观点也是符合逻辑的。

      总的来看,法制型政法文化建立在对过往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汲取的基础上,也是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抉择。但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国际环境,尚不具备多元诉讼文化思潮争鸣的社会基础,导致《民事诉讼法(试行)》所承载的现代诉讼法理相对匮乏,从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经验中汲取养分几乎成了不二的选择。因此,民事诉讼法制建设虽取得了重要突破,但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仍较为欠缺。

      四、政法传统的“法治转型”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

      (一)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国家治理上,经历了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到“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再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与此同时,公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时代最强音。社会变革催生了诉讼文化变革,多元诉讼文化思潮日渐活跃并彼此碰撞,一场旷日持久的民事诉讼制度改革随之发生。这场诉讼制度变革,在早期体现为始于80年代晚期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改革成果相继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制定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之中得以固化;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民事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全国人大先后于2007、2012、2017年三次修订《民事诉讼法》,使立法规模达到了四编27章284个条文,配合诉讼立法修订产生的司法解释也明显增加,仅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就有552个条文。

      最为值得关注的还不是法律条文数量的变化,而是对政法传统不断进行诠释,使政法文化呈现“法治转型”趋势。具体来说,一方面高度重视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智力支持,大力宣扬党的群众路线、司法为民、司法民主、人民陪审、法院调解等优秀政法传统;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审判独立、法治精神、形式理性等源于西方的程序理念也逐渐导入。表现在:

      其一,在诉讼价值观上,逐渐从“政治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向。在政治导向的体系中,评价标准是“是非”,即政治正确性;在价值导向的体系中,评价标准是“善恶”,即诉讼公正性。受市场经济和程序正义理论的影响,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转向价值论述,处分原则、法治精神和社会和谐与法院调解的关联性得到强化,于是才有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调解”的政策转变。在证据法学领域,关于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2000年以后经历了一场“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学术争鸣,如今价值论已成为证据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失权制度随之被司法解释和立法所确认。这种价值论的论述维度,如果放在80年代以前是较为敏感的,甚至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和司法界越来越习以为常了。

      其二,在政法关系上,逐渐从“政法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型。政法思维的基本逻辑是,政治思维是第一位的,法律思维是第二位的,司法工作居于对政治和政策的从属地位;“政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服务于、服从于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强调国家权力的相互配合和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在各种国家权力之间的主导、协调作用”。90年代以后,“重政策、轻法律”的观念已有较大改变。当时有评论认为,“六年多来(1985年以后——笔者注),民事审判工作的执法环境和执法条件在不断改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有法的必须依法,没有法的才依政策,这一指导方针已深入人心。” 随着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特别是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党的领导和保障法院独立审判方面有了一系列全新的论述,标志着“政法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其三,在司法理念上,逐渐从政治性论述向遵循司法规律转型。例如,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实施期间的着重调解、涉诉信访等制度和实践,都是为了贯彻群众路线,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宗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空泛的政治论述和宣讲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甚至在信访领域,交叉信访、重复信访、非法截访、干预司法等异化的现象蔓延,学术界和司法界围绕弱化信访还是强化信访、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还是加强对司法监督、尊重法治和司法规律还是拓展申诉信访渠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成为社会共识,“归口管理,完善申诉再审程序机制,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系列改革举措随之出台。信访机制的重塑,是我国民事司法政策逐渐从政治性论述、向遵循法规律论述转型的一个缩影。

      (二)政法传统与西方诉讼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现代法治理论主要是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诉讼法学理论也不例外。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定和实施阶段,对欧美诉讼文化和诉讼制度的讨论尚属敏感话题。得益于90年代以后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界开始打破禁忌,对一系列诉讼法理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探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大规模学习和借鉴英法美德日等西方国家的诉讼理论,出现了学习借鉴西方诉讼文化的思潮,进而出现了对党领导下形成的政法传统进行重新诠释和优化,推动了“法制型”政法文化向“法治型”政法文化的转向。

      学理层面的文化冲突与碰撞,部分地引导了我国近二十年来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例如,在诉讼证据理论方面,传统学者机械套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将我国的证据制度定性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辅以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将西方的证据制度斥之为唯心主义的证据制度,反对借鉴自由心证制度。有学者对此批评道,自由心证并非以唯心主义为基础、也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而是体现了司法规律;我国的证据制度虽名为“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是一种对法官缺乏有效证据规则约束的“超级自由心证”,因此,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制度,并完善证据规则。学术研究迅速引起了司法界的共鸣,2001年最高法院便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引入了“自由心证”条款。又如,在诉讼程序机制方面,传统上基于对唯物主义哲学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僵化理解,片面强调“有错必纠”,民事诉讼法设计了发达的审判监督程序和非程序化的涉诉信访机制,既判力法理长期处于缺失状态。但实践中对既决案件翻来覆去的再审和无限制的涉诉信访现象,极大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为了破解实践难题,学者们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和评介欧美既判力理论。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2005年中央政法委出台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2007年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申请再审理由的程序化改造,2015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对“一事不再理”识别标准的明确,无不体现了程序法治、维护司法公信力等现代程序法理念。这些源自西方的诉讼法学原理的导入,极大地提升了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质量。

      五、余论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对政法传统的诠释经历了从“革命型”政法文化到“法制型”政法文化、再到“法治型”政法文化的转换。今后,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制建设向何处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起支撑作用的诉讼文化的选择和再次诠释。著名文化学者余英时指出,“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指出,我国新形势下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此,科学地诠释和传承发展人民政法传统,未来仍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思想红线,但有几个问题需要重点厘清。

      首先,要正确地看待政法传统,不能简单地将“过去的经验做法”等同于“传统”。近年来,有的法院主张“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人民政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决摒弃衙门作风,大力提倡法官“走出去”,把人民群众“请进来”,实现案结事了。有的法官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就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甚至“法官自掏腰包化解纠纷”也成了司法的优良传统。这些模糊认识,极容易诱导制度改革走向错误的方向。为此,必须澄清以下两点:(1)传统是在过去形成的,但不能将“过去的东西”简单地等同于“传统”,“那些仅仅属于过去,早已僵化和死亡的东西,并不能称之为传统”。将二者混淆,就容易滋生复古、泥古的保守思想。(2)传统主要是指一种具有传承性的精神性要素,而不只是历史上的某种制度或经验做法。马锡五审判方式、人民陪审、涉诉信访等历史做法本身不是传统,其背后蕴含的“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和谐”等精神要素才属于党领导下形成的优秀政法传统。在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过程中,应当传承和发扬的是那些精神性的文化要素,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实践形式。

      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古代诉讼文化。中国古代诉讼文化不乏一些糟粕,如“家族本位,权尊于法”的伦理司法观,“刑民不分,重刑轻民”的司法政策观,“义务本位,权利等差”的诉讼秩序观,“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诉讼价值观等。但是,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也有一些积极的要素,其中有些具有人类共性的文化遗产特质,与西方诉讼文化有耦合之处;有些还具有比较优势,能够为世界各国诉讼法制的未来发展产生启发。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和谐”、“无讼”理念,重视民间调解的多元纠纷解决观,包含了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亲亲相隐”思想等。有学者主张,在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需正确处理六大关系,其中特别提到了传统与现代、传统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统与世界多元文化、以及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是积聚启发意义的。20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在对法治主义之下滋生的“好讼”文化进行检讨时重新发现了“东方经验”,并掀起了ADR运动。这印证了伯尔曼的判断,“在过去,西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我们忽视了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些宝贵的因素,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才使得我们的诉讼制度创新乏力。

      最后,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欧美诉讼文化。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诉讼文化传统,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都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当今社会的经济环境和价值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对待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诉讼文化传统,都应当遵循重视传统、但不迷信传统,重视欧美诉讼文化的有益经验、但不照搬照抄其具体做法,一切以妥善解决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为标准,才能推动中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持续健康发展。正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总结中国七十年来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实际、以开放的态度宽容多元诉讼文化思潮争鸣、并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创新政法传统和诉讼制度,才是我国诉讼法制建设的正确方向。

    【作者简介】

    王德新,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银河娱乐官网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
博聚网